《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
文本之外的《边城》
《边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数一流的、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之一，写于沈从文的盛年和创作高潮之际，也是他自己无法超越的高峰。我们以前更多关注的是这部作品本身的成就。许多在文本之外的东西，比如它的现实触因，它的文学承传，它对于沈从文创作的意义等等饶富意味的问题，并没有为我们集中关注。
一、 创造的岁月与《边城》：甜蜜与忧伤的交错
“当时住在西安门内达子营一个单独小小院子里。院中墙角有一株枣树和一株槐树，曾为起了个名字叫‘一槐一枣庐’。终日有阳光从树枝间筛下细碎阳光到全院，我却将一个十八世纪仿宋灯笼式红木小方桌搁在小院中，大清早就开始写我的《边城》。”这是沈从文1981年为重印《湘行散记》作序时写下的与《边城》有关的文字。其实，在离这近四十年前的1946年在长篇散文《水云》中，就有着相似回忆：“我结了婚，一个小小院落中一株槐树，遮蔽了半个长而狭的院子。从细碎树叶间筛下细碎的日影，铺在方砖地上，映照在明净纸窗间，无不给我对于生命或生活一种新的启示。”“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写作《边城》的日子，对于沈从文来说，总是与阳光、温暖、明净等字眼相联，是他生命中美好的回忆。那是1933年9月，31岁的沈从文新婚不久。此前，经过近十年的奋斗，从一个湘西小城走出来的小学生沈从文，已出版十余部小说集。这位当年想上大学而不能如愿的青年，已成为一所国立大学的教师，他追求多年、聪敏明慧、时年23岁的张兆和也已成为自己温柔美丽的主妇。正是在这种诸事顺遂、精力弥满的时候，沈从文写出这部传世杰作。
与这一段生活相和谐，《边城》是一部温润莹洁、纯粹完美的书，文字的感觉是那么饱满、柔和。但是，它又是那么让人忧伤，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浸透着一种难以拂拭的淡淡忧伤的作品。为什么在事业和爱情、家庭都非常完美、正当壮年的沈从文，会写出这样一本被忧伤浸透的小说呢?
二、“压抑的梦”和“蕴藏的热情”
1936年5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在《习作选集代序》一文中，沈从文第一次谈及《边城》创作。他说，在这部书里，“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似乎说得明白，其实有点模糊。一直以来，我们没能从中得出自然的结论，《边城》的真正内核，就是“人性”与“爱”的纠缠。
这样的结论当然是一种相当的简化。但只有从这点出发，才能触及沈从文当初写这部书的真实心态。对于沈从文和《边城》来说，这种探究是达到理解的一个关节。正是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说过一段对于读者有些不恭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以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
沈从文看重作品后面“隐伏的热情”，希望读者接触到“作者的情绪”，如果过分依赖纯文本分析，很难成为沈从文期盼的那种“你们少数的少数”，他内心只为这“少数的少数”写作，因为他们能够在他的作品里“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习作选集代序》)。
在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散文《水云》中，他说写《边城》是源于“受压抑的梦”。在沈从文其他文字中也常用“积压”、“堆积”等带有固体质感的词语，来形容青少年时期的情感体验。过去近三十年来受压抑的情感，在他结婚之后，还时常使他反顾，它们“堆积”在那里，容他细细回味、清理，在内心的橱窗里重新一一摆放整齐，为他关于男人与女人、爱情与婚姻、人性与伦理、欲望与道德等复杂问题的思考提供参照，也使他有足够耐心思考。
认明这一点，我们始可以认真对待、理解沈从文一些情绪反省与《边城》写作的关联。
多年苦苦的爱情追求落实为婚姻，然而未能中和、稀释过往日子里所堆积的情感印象。人心里总还有难以填满的情感空缺，一些飘忽的情感印痕，若干年前瞬间体验到的“爱”与“惊讶”，一缕清秀眉宇间淡淡的微笑……都还在缠绕着这个处身幸福之中的中年人的记忆和情感。何况，以后的生命中，还会有一些尚可期待的美丽灵魂的邂逅和精致肉体的神性所带来的感动与惊讶。沈从文只有在一种需要足够耐心的写作中，方可望来安排自己那一颗柔软的、然而纷乱的心。
三、沈从文陈述翠翠的三个来历：“过去”漂浮的影子
沈从文在《水云》中论及《边城》时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感情下写成这个作品”，连朋友刘西渭也“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没有一个人知道”，并不值得一个普通读者为此过分内疚，因为文本无法提供线索。
引起我们兴趣的首先是翠翠，《边城》之所以让读者产生拂之不去的忧伤，主要是因为这个乖巧得让人心痛的女孩子的命运。1988年，沈从文在姚云、李隽培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边城》的稿件上，写下了大量评改文字，在这些文字里，他三次强调翠翠的年龄：“翠翠应是一个尚未成年女孩”、“尚未成年”、“翠翠直到这时，还并不完全成熟才符合情形”。直到晚年，翠翠依然清晰刻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不容更改。
沈从文数次谈及翠翠这个人物的原型。在《湘行散记》一书的《老伴》一文中，他交代翠翠来自十七年前当兵时在泸溪县一个绒线铺里的女孩子，他们几个当兵的伙伴，都对这女孩印象极好，却只有一个叫“开明”的勇敢些，将好感表白了出来。十七年后，沈从文在县城里恍惚出神，他在同一个绒线铺又见到了一个酷似当年“翠翠”的女孩，却是开明和当年那个女孩的女儿!沈从文感慨万千，“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这地方在我生活史上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少年时期一段没有勇气表白的爱恋，十七年的光阴，只是使它发酵、变浓。
翠翠的第二个来源，是1933年和张兆和一起，在青岛崂山溪边洗手时，看见的对岸一个穿着孝服报庙的姑娘。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湘行书简》中有所提及，却没有像《湘行散记》中交代绒线铺女孩那样的详细。在这里，也许只是一种让他难以忘却的美感动着他。
第三个来源是张兆和。在1946年的散文《水云》中，沈从文说：“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
这是沈从文关于翠翠这个形象来源的自述，大致可看出《边城》的现实触因。是由一种久远的岁月中没能拥有的女性美触发而来的惆怅。他试图通过对于这个健康、纯朴，明慧的女孩的细细描摹，平复多年来的伤感和隐痛。以及通过将三个年轻女性形象糅合在一起的写法，将得到和无法得到的情感与美，在想象里调和成自己心灵深处的安慰。
从这个角度看，《边城》是一部为自己心灵创作的作品，只为了一个忧伤的记忆，一场少年时期美得心酸的梦。创作早期，尤其是1928年、1929年这两年，沈从文大量以边地风情为内容的作品，制作起来迅速而不免粗糙，他经常抱怨书商的压榨使得他停不下来。这种急就式的写作，使得《边城》以前的作品精粗杂陈、良莠不齐。像这样，在阳光与树影交织之下，一周一小节的写作，是认真写给过往岁月的挽歌，也是在从容里为自己创作的安魂曲。
四、文学启迪：翠翠的第四个来源
小说创作毕竟是复杂的事情，在细致的阅读中，我感觉，光有沈从文所说的这种现实感触，还难以真正触发他的创造力。翠翠不仅仅是从现实记忆中搬移过来的女孩。沈从文的创造，不只是他自己对于现实的思索，还有他接受的文学启迪。
沈从文的创作受到废名的深刻影响，是清晰的事实。但我们对于这种影响的理解，往往流于稍显空泛的作品风格、气质等的辨认。
沈从文从不讳言废名的影响，但更看重与废名的区别。在专论《论冯文炳》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创作与废名的联系，以及废名创作存在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作家，都会将自己的创作理解为对于另一个作家的超越，但更有意义的事实可能是：尽管可以超越，但是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他的创作是受另一个作家的启发，那么这种启发、这种最初的创作触因，对于一篇作品得以产生的事实来说，触因比超越的成分重要得多。
沈从文在1926年写的《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一文中提及废名，“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东西的”，“他的创作写得极其细致，但并不累赘，把自己儿时所得印象，用女人似的笔致写来，至少是我为他那篇《竹林的故事》(集中之一)，已深深的感动了。”《竹林的故事》和《边城》正是同一种轻淡、隽永的情调和气氛。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翠翠性格的主要方面，和《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有着内在的、惊人的相通。
废名小说中的年轻女孩，一个主要的性格特征是乖巧、驯良。《浣衣母》里面的驼背姑娘，《柚子》里面的柚子表妹……《竹林的故事》的三姑娘更是这样。八岁替妈妈洗衣，正二月赛龙灯，三姑娘为了陪妈妈，故意说没有什么好看。“三姑娘的拒绝，本是很自然的，妈妈的神情反而有点莫名其妙了!”“三姑娘同妈妈间的争吵，其原因都在自己的过于乖巧”，因为过于乖巧而让亲人有一种莫名的忧虑。
回过头看翠翠，端午看船，是她内心盛大的节日，但是她宁愿爷爷去，或者陪着爷爷守船，祖父明白翠翠这是“玩心与爱心相战争的结果”，“祖父对于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但人太乖巧，祖父有点愀然不乐了。”(《边城》第七节)小说同样极力刻画她的乖巧，让亲人为之不乐。
为什么呢?这样的女孩终究是要寂寞一生的!
亲人的.担忧，骨子里是一种宿命的理解。
三姑娘和翠翠，同样的因为乖巧让亲人忧虑，沈从文承认《竹林的故事》深深地感动过他，在这样的氛围中浸淫过久，说翠翠的性格以及沈从文对于翠翠命运的理解等等，来源于三姑娘这个女孩的启示，不是无端的揣测。这里见出废名小说对于沈从文创作直接的影响。
从文学承传的角度来看，还可以看出《边城》领受的另外一个文学启迪，那就是郁达夫的《迟桂花》。郁达夫对于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也是清晰的事实。沈从文早期一大批不免自我暴露瑕疵的作品如《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老实人》、《松子君》、《不死日记》、《一个天才的通信》等等，是典型郁达夫式的。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性的饥渴、失眠、结核病、精神疲惫和偏执狂――就是说，郁达夫作品人物的诸般杂症，除了赌钱、酗酒之外，在沈的作品里几乎照单全收。”但我们认定了郁达夫这类“自叙传”小说对于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影响，却没有能够继续跟踪下来。那就是，随着郁达夫创作的转变，沈从文的创作也同样产生了转变。1932年面世的《迟桂花》，同样给予1933年开始写作的《边城》以深刻启示。
从当年郁达夫和沈从文两人在文坛的地位、声誉和已取得的文学成就等方面来看，这种影响，相当于一个小说大师对于一个青年作家的影响。
在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男女之间的交往缺乏情感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男性的欲望指向，直到1927年创作的《过去》，情感因素抬头了，女性的情感体验排斥、驱逐了男性欲望，使男性反省。这是郁达夫创作的转折点，也是《迟桂花》合理的起点。《迟桂花》宁静从容、自然健康的美，呈现出一个优秀小说家必要的节制，和《边城》是极为相通的。如果说，这种说法属于主观感受，那么郁达夫自己曾提供过一点隐约的记录，可作为佐证。根据郁达夫写于1932年10月的“沧洲日记”，《迟桂花》的写作，并非像以前创作的那样有着真实的自叙传色彩，但也是在现实刺激之下的一种想象，而“迟桂花”这一意象则直接来自1932年10月的一次杭州之游。但是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有着德国作家林道的短篇小说《幸福的摆》的影响和启发，郁达夫曾经将这篇小说译出在《奔流》杂志发表。郁达夫1935年发表的《林道的短篇小说》一文，里面有这样的文字：“我曾译过他的一篇《幸福的摆》(先在《奔流》发表，现收在生活书店印行的《达夫所译短篇集》中)，发表的当时，沈从文曾对我说，他以为这是我自己做的小说，而加了一个外国人的假名的”，郁达夫的译作，沈从文都这样细心体味，《迟桂花》发表于1932年12月出版的《现代》杂志，《现代》在当时的影响，比《奔流》大，沈从文对于这篇非译作的郁达夫小说，当然会更为用心体味。郁达夫在《迟桂花》中，一改前期小说感伤与暴露的写法，呈现宁静从容的风致，第二年，沈从文通过《边城》中这个客观讲述别人故事的小说，告别前期那种郁达夫式自我暴露的写作，难道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吗?
至此可作结论：《边城》有沈从文自身情感体验的直接刺激，也有必要的文学启迪和文学承传。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现，并非一个突兀事件。从《竹林的故事》和《迟桂花》，到《边城》，我们见出了现代优秀抒情小说的一个清晰脉络。
五、《边城》作为桥梁：向“未来”与“虚空”凝眸
在1946年《水云》中，沈从文满怀惆怅回忆了曾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出现的四个“偶然”――四个与之有着欲断还休的情感牵扯的美丽女性，笔调柔和温婉，态度严肃，在情感与欲望的纠缠之中，充满对于理想人生的抽象思索。其中的第三个“偶然”，一个美丽的模特，让沈从文这个“乡下人”见识了身体的动人之美与神性。
早在1941年的小说《看虹录》中，沈从文就详尽地呈现出这个“偶然”的“美丽精致的肉体”引起他的眩目的惊奇!如何理会生命中美的诱惑，一个人，该如何正视他的生命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何诠释人性与爱情、婚姻等，是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关注的中心之一。还有小说《摘星录》、散文《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以及系列冥想式散文《七色魇集》等等一大批20世纪40年代作品，都有这种色彩。因为某种欲说还休的爱与性的纠缠，使得文风尖新晦涩，现实既无从畅快淋漓地坦露，又必须记录这些身体与心灵的煎熬，沈从文的文风，只有一个劲朝向乖僻与抽象之途。这一批面貌独特的作品，不单将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划分为一个新的阶段，也使沈从文与整个文坛显得隔阂。在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曾天真地说，这批作品当年他曾小心地不让张兆和读到。
这些在抗战中写于云南边陲的作品，不单在昆明，在整个文坛都产生不小影响。人们为沈从文的变化感到惊讶。从1946年起，沈从文逐步感受到来自左翼的巨大压力，这批作品自然也是攻击的重点。郭沫若在1948年《斥反动文艺》一文，指出沈从文这个“桃红色作家”，这个“看虹摘星”的“风流小生”，历来是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风流”而“反动”，这样的评语，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足以让沈从文心理崩溃。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堆晦涩抽象的作品中，能读出作者的“风流”来。这种抽象，来自婚姻之外的爱的惊讶、美的诱惑――这种“情感发炎”!由这种煎熬过渡到对于理想人生形式的抽象思考，人性与爱，性与生命，生活形式与生命的本真，等等。可贵的是，这个曾经备受压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苦恼的中年人，尽管纠缠在这些个人的乱麻之中，却没有沉溺，而是由此出发，思考整个人类、人性的缺陷与美，开始“向人类的远景凝眸”。
所以，尽管学术界对于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创作出现的抽象倾向，作了不少深入的、有见地的阐发，尽可以更深地生发开去，但是，由我们上面的简单描述，也可以感知，这种抽象的写作，这种隐晦艰涩的姿态，其内在的心理资源，和写作《边城》时相比，并未呈现过多异质性东西。20世纪40年代一批作品基本思路，在《边城》中已大致定型。从这种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表面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实质依然是那种由《边城》开创的、为自己的心灵的挽歌式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边城》成为一座桥梁，将原来那个津津乐道那些边地传奇的青年故事能手，过渡为一个纠缠在自己内心、纠缠于生命抽象思索、进而向人类的远景凝眸的中年人。
对于沈从文自己来说，《边城》也是一个转折点，一座桥梁，同时又是一个再也跨越不过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