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情感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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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作为一个被贬谪的有志之士,柳宗元通过散文这种形式,在对景物进行精描细写的同时,还表达出自己被贬后的深切悲哀和高远抱负。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情感流露,希望能帮到大家!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情感流露

柳宗元在被贬永州后,寄情山水,写下了八篇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的游记作品,被人们称为“永州八记”。他写了八个主要景点,虽然都是写山、水,但通过运用精细的描绘手法,使得每处的景色各具特色,形态各异,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若是只因这一点突出之处,“永州八记”还无法在中国古代那么多的游记散文中脱颖而出。他不仅摹写山水,还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所以,他笔下的景物,都是“一切景语皆情语”,流露出他悲闷郁结却又自我解脱的情感。

一、游历中的乐趣

古人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自然中的山川、流水、花木能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观赏感受。如今的人们在出外旅游时,常会因拥挤的人群、乱扔的垃圾、飞涨的门票而感到游兴缺失,但是在古代,优美的自然风光、寂静的环境会让人有更多的审美愉悦。

柳宗元到永州后,担任永州司马,闲暇时间很多,为排解心中的孤寂、无聊,便开始了对永州美景的发掘。“永州八记”的第一篇是《始得西山宴游记》,他在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的自信中发现了奇特的西山,于是陶醉在美好的风景中,感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体验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后来的几篇游记中,柳宗元用细腻得几乎是画笔的语言来描述眼中的风景,尤其是第四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他笔下清澈见底的潭水、佁然不动的游鱼都流露出他对于优美风景的热爱和从中得到的游玩乐趣。

虽然这种寄情山水的乐趣是对无奈的贬谪生涯的一种排解,但在山水中游玩的时候,柳宗元还是怀着爱惜美景、怡然自乐的审美情怀,得到了普通人在游山玩水时的快乐。

二、政治上的失意

生于名门望族的柳宗元,居住在繁华的长安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21岁就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27岁那年,他又考中博学鸿词科,受到重用,成为京城中受人重视的年轻官员之一。他思维灵活,才思敏捷,有着远大的志向,把人生追求定义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①。后来他投靠王叔文等人进行永贞革新,但是,革新很快就失败了,年轻有为的柳宗元从京城被贬谪到偏僻的永州。

在古代的封建体制下,很多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有些人悲观失望、无所作为,有些人能走出阴影在当地干一番大事业。柳宗元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但他在永州的作为远没有在柳州的贡献大。被贬永州之后,柳宗元在政治理想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孤单抑郁、思想比较消极,这在他的“永州八记”里面也有很明确的表露。

《钴鉧潭西小丘记》叙述了柳宗元以极低的价格买下钴鉧潭西小丘并改造它的经历,虽然小丘环境优美,却因在偏僻的永州而卖不出去,但如果在长安附近,则会 “日增千金”。这样的对比,可谓是对自己的.真实描写,他“借题抒发了一种怀才不遇、不被人知的苦闷之情”②。被贬到偏远而贫穷的地方,当一个没有实权的小官吏,再高远的志向、再精明的治国方略、再多的政治抱负,也只能放在心里,而无法将其付诸实践。他的痛苦,不能明说,也没人可以诉说,所以,只能以这种形式表露在游记中。《袁家渴记》中他描绘了此处的美好风光,但是永州人却没有去游玩的,他不敢独自享受,写成文章告诉世人。美景无人赏识,正像有志之人怀才不遇,而他作为一个戴罪的闲人,更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能写文章以“传于世”,这是他所不想的,也是让他深感悲哀的伤痛。柳宗元在“永州八记”最后一篇《小石城山记》中,用了整整一段话来发表议论,表达了自己对造物者是否存在的质疑,他不理解造物者把秀美的小石城山安放在这荒僻遥远的蛮夷之地,内心里更不知道自己在这蛮夷之地会不会也像小石城山一样无人赏识,而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一辈子的知音、兄弟,但是与刘禹锡的豪爽豁达、倔强执着不同,柳宗元在面对困难时相对比较消极,尤其是到柳州之后,更以为自己将要终于此地,谁知却一语成谶。而“永州八记”里也流露出一个少年得志的才子郁郁不得志的抑郁、孤寂和苦闷的心情。

三、生活中的受挫

年轻有为的柳宗元到永州之后,不仅在政治上受到贬谪之苦,生活也不尽人意。他的父亲、妻子先后离他而去,能跟他一起到永州的,只有母亲、弟弟和表弟。习惯了京城的繁华热闹,他们来到这陌生的蛮夷之地,却连个住处都找不到。八个月后,老母因得病又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于他们所居住的龙兴寺,后来在五年之内,龙兴寺竟四次着火,他们也变得性命难保。同时,柳宗元在妻子去世之后又迟迟找不到续弦之人,在《与杨京兆凭书》里面柳宗元写道:“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以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这些挫折,无疑给柳宗元的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在“永州八记”中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描写自己的生活困苦,但是很多地方却能表现出来。

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柳宗元描写了幽美的景色,在这美景中与友人同游,却让他觉得“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如果一个人在游览美景时感到悲伤,无非是因为心情不好,生活不顺。这正是“作者抑郁心境的袒露,但也巧妙地寄寓在潭的凄清幽邃的自然景色之中,乐极生悲,主客之间达到和谐的统一。”③柳宗元在《钴鉧潭记》中写道:“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显然,钴鉧潭风光再美,也不可能使他忘记长安城,忘记以前的那种春风得意的生活。这句话里,流露出柳宗元在永州所经历的无法言说的悲伤和失落。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风格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也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也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也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一、凄神寒骨,寄慨遥深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写的一组山水游记,分别描绘了永州(今湖南零陵县)的八处山水。永州在当时是所谓的蛮荒之地,作者是因为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至此的,时间达十年之久,《永州八记》即写于被贬之时。在这组散文中,作者描写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1],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如《小石城山记》对小石城山的被冷落深表惋惜和不平,《钴潭西小丘记》直接抒写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都具有“借题感慨” 的特点。但多数情况下,作者则是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在其中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开头,作者就说:“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抑郁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二、体物细微,绘声绘色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特别注重抓住景物特点,精雕细刻,描绘景物做到出神入化。如写鱼和水,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岿然不动;出而远逝,往来翕呼,似与游者相乐。”作者用动静互见,虚实相间的手法,以日光鱼影写出游鱼相戏之状,鱼水相得之乐。以鱼写水,则潭水之清澈不言自喻;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含而不露。这样,作者的描写更显得细腻生动,也更富有诗情画意。

柳宗元在绘景状物中之所以能够细腻生动,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体物细微,以及他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事物的独特角度。在他的笔下,冉溪的水是奔注的,因为“颠委势峻”,所以“荡激益暴,啮其涯”;注入小石潭的溪水是“斗折蛇行”的,所以作者是未见其状,先闻其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石渠水是细幽的,所以“其鸣乍大乍细”,“其流抵大石”是“伏出其下”。小石潭是“全石以为底,近案,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而石涧是“画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试想,若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没有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是很难将这些事物千姿百态的情状一一描摹出来的。

三、构思巧妙,手法灵活

《永州八记》在结构上具有独特之处。这八则游记,合则似山水长卷,分则为八折屏风,既各自成篇,又前后连贯,互为映衬,成为一个整体。在每篇的开头,与上篇相互关合,可承接的方法却诡奇多变。《钴姆潭西小丘记中》是以日期与《始得西山宴游记》相接:“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潭”;或以方向:“钴潭在西山西”;或以一句概括上篇所述:“石渠之事既穷,”作者有意识的在《八记》中选择不同的刻画重点:西山的山势高峻特立、钴潭的水势峻急荡击;西小丘的石奇、小石潭的游急、袁家渴的风大;石渠的细流、石涧的涧石、小石城山的山形。这样的构思既突出了八处山水各自的特色,又避免了重复雷同。自然界山水景物的变幻多姿,要求作家用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去描绘它。山野之石则“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形貌态势各各不同。至于林木山风,更是生气勃勃,气象万千,“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袁家渴记》)。这里,有动有静,有形有色,有疾有缓,有点有面,刻划细致而不琐碎,语言精炼而极富变化,文势则严整劲峭而不乏参差舒缓,用刘熙载的话说,就是:“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柳州记山水……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四、语言准确、简洁、生动、形象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简练而又生动。如他在《袁家渴记》中所描绘的“风自四山而下”时的情状,大木粗壮,风大能振动之;草卉柔弱,风可“掩苒”之。涛得风而增大“冲”力,水流石上为“濑”,风吹之而成“旋”。红花绿叶被风吹得“纷”乱而受了惊“骇”,原来隐藏的幽香释放出“蓊郁”可闻的浓香。又如对石渠的风,作者仅用了“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几句话,就把石渠清幽冷寂的境界和风吹谷鸣余音徐歇的韵味全盘托出。“摇”与“动”,写出了风与声的因果关系;“既”与“始”,写出了时间的先后, “视”与“听”,写出了作者“心凝形释”之状。再如作者用“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形容小石潭的盘行曲折,渲染了小石潭幽深静谧的诗意的美。其中“斗折”喻静止的溪身,“蛇行”比流动的溪水,“明灭可见”是从光线的明暗写溪流的时隐时现,“犬牙差互”是从两岸的参差交错写溪身的蜿蜒曲折。作为散文大家,柳宗元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富于创造性的。[3]他用“暴”、“啮”等动词来形容水势的“汹涌”,水力的“侵蚀”,这样的拟人不仅新奇,而且体现了作者对政治理想的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在《钴潭西小丘记》一文中,“清冷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四个“谋”字下得极传神且奇特,不仅形象的表现出作者怡然陶醉的喜悦,也含蓄地透露出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抑郁寡合、寂寥无谋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