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本篇写于1924年4月29日，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周刊第2期和第五期，后收入《坟》。
《灯下漫笔》循着《语丝》的办刊原则，任意而谈，无所顾及，要摧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文笔轻松洒脱，却清晰而深刻地论证了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对社会的发展寄予极大的期望之情，显示出鲁迅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贯思想与追求。
全文共分两个部分。
“漫笔”之一：逐层深入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这样两个时代，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起笔从钞票“漫”起，由远及近，由事而心，写道：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漫笔之中，突发联想，提出了现代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给人以 沉重之感。
接着举出事例，加以分析，揭示国人的习性与心态，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为什么？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历来如此：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又举出以下事例加以证明：
“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对老百姓的处境和地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乃至黄巢、张献忠这样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没有谁来顾及或理会。所以，老百姓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较为稳定的可放心遵循的“奴隶规则”。
这里，读者的沉重之感在不断加强。再往下读，越读越沉重，读到中国的历史被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时，沉重得拍案叫绝了。
不叫绝由不得你。一个本来轻松的话题，一个本来很小的日常锁事的话题，居然翻出这样一个沉重到无比巨大的话题，翻得如此绝妙，翻得如此深邃，翻得如此精练简明，翻得让你惊讶，让你折服，由不得你不叫绝。
中国历史就是两个循环时代的论断确实精辟，令人叹服，作者并未把漫笔停顿在这一地方，而且继续放笔，提出了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具有警世价值的耐人寻味的新课题，并说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把前文所述历史的循环与所谓的中国固有的文明联系起来，从外国人所著《北京的魅力》及所述中国人生活的魅力入手，提出“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守古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豪华殿堂中各式各样的筵宴与茅屋田野间的残羹、饿莩共存，吃烧烤的阔人与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的同在的.事实，足以证明“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从制度方面看，“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从思想意识方面看，“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在这样的制度与思想造就的体系中，中国人是谈不上争取到作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地位的。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不管个体的人意识到或意识不到，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人生过程无疑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与做稳了奴隶的交替，也就是治世与乱世的交替。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面对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深谙这文明的凶残的本质的人们，清醒而沉痛地感受到“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作者首先喊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强烈呼喊，同时再次强调，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文章的两部分，虽有漫笔一、二之分，但内在联系紧密，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特别是两部分末尾都以“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作结，纯是作者有意为之，更使文章浑然一体。文章论证层层深入，清晰明了，感情浓烈，足以警醒世人，做到了诗与政论的结合，形象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灯下漫笔》是一篇捣毁旧世界，憧憬新时代的宣言书，洋溢着鲁迅一贯的战斗精神。但要知道鲁迅当时还不是阶级论者。他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笼统地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有人说这是文章的局限，是有一定道理的。